水利动作农业命根子，是民生之本。从春秋战国到秦大一统期间，我国古代先民就修建了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等一系列水利工程。汉代官方通常青睐水利的开发与设备，非常是汉武帝期间，水利开发在黄河流域以兴建灌溉渠系为主，先后修建了六辅渠、白渠、龙首渠等。《汉书·沟洫志》载：“自所以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王人引河及川谷以溉田。”

河西走廊动作汉武帝新开之地，为了骄傲精深戍边士卒和外侨徙边匹夫日常生涯的需要，大规模的屯田步履与水利设备相辅而成，同期也为汉代河西地区的闹热踏实奠定了坚实基础。

疏勒河上游玉门市昌马镇段

穿渠与治渠步履

汉代在河西地区的农田水利开发得回了一定收效。《汉书·地舆志》记录张掖郡觻得县有“令嫒渠，西至乐涫入泽中”；敦煌郡冥安县境内又有南籍端水（今疏勒河）“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敦煌郡龙勒县又有氐置水（今党河）“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从出土汉简的记录来看，汉代河西地区照旧有一定例模的穿渠和治渠步履。

如居延汉简记录“·谨案居延始元二年，戍田卒千五百东谈主，为骍马田官穿泾渠。乃正月己酉，淮阳郡”。（编号303.15、编号513.17）记录了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正月朝廷从淮阳郡征调1500名戍田卒为居延骍马屯野外区开凿水渠之事，可见参与这次穿渠东谈主数之多和工程规模之大。再如居延新简中有“发治渠卒”（EPT65：450）的记录，标明其时照旧设有专诚修治水渠的东谈主员。此外，悬泉汉简中还有对汉代敦煌地区穿渠步履的记录：“民自穿渠，第二左渠、第二右内渠水门广六尺，袤十二里，上广五。”（Ⅱ90DXT0213③：4）这枚简的出土标明，汉代渠谈的开浚既有官方组织进行，又有民间匹夫自觉的行动。简文中的“第二左渠、第二右内渠”是对水渠编号的称呼；“水门”则是建于水渠之上用以诊治水量的技能。进一步字据水门尺寸和沟渠长度换算可知，这条水渠的水门约合今1.4米，渠谈长度约合今5000米，不错说颇具规模。

“居卢訾仓以邮行”木简

水官建立与水利照应

河西地区水资源较为紧缺，因此官方关于水资源的分拨和照应就显得尤为紧迫。《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录，汉武帝时大司农的属官中有“都水官”，《续汉书·百官志》中也有“都水属官”。这些仕宦都是汉代中央为统筹和照应方位郡国水资源而建立的，从而变成了一套从上至下较为完备的水利照应系统。敦煌和居延出土汉简中也留住了不少联系汉代河西地区水官建立和水利照应的记录。

如“都水官、都水守”为矜重郡一级水利灌溉的官员，有“陂池灌溉，保守河渠”之责，都水官下还设有水长等。“平水使”的建立则是为了“平治水利”，也即是矜重平平分拨灌溉用水。“监渠佐史”可能是专诚监督水渠修治事务的吏员。由于“监渠佐史”这一官职并不见于正史记录，学者李并成先陌生远这一职官可能是为干旱绿洲地区特设的官员，主要矜重监督河流渠谈水利灌溉的顺畅入手。此外，因疏勒河在敦煌郡境内自东向西流淌，悬泉汉简中又有“西都水”和“东都水”的官职分袂，并以此来动作掌管敦煌郡西部和东部地区水利事务的摆布仕宦。

肩水金关汉简（73EJT3:57）

水利设备与社会生涯

自汉武帝在河西地区大规模屯田垦殖，河西地区水利技能也不休增多完善。凡屯田所在之处，必有水渠动作配套技能出现，水利的兴起和使用为农业发展起到了紧迫作用。从出土简牍中，咱们不错澄澈地看到汉代河西地区水利设备与匹夫日常坐蓐生涯之间的密切研究。

在肩水金关汉简中就保留住来了距今两千多年前汉代居延边塞农田灌溉的登记簿。“·居延延水本始四年泾渠延袤溉田簿〼”（73EJT3：57）这枚简是汉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居延地区灌溉农田的泾渠长度及灌溉范围的记录簿。标明汉代居延地区照旧修建了一定例模的水利工程用于农田灌溉，还揭示出农业用水在河西地区动作稀缺资源时时由政府统筹照应和调配，以此来确保灌溉次第和有用处理用水矛盾。

悬泉汉简（V92DXT1311④:8）

通常，悬泉汉简中也发现了联系水渠灌溉田亩的详备记录。“高渠田八顷五十一亩”（Ⅱ90DXT0113①：8）、“官渠田五十八顷卅二〼”（Ⅱ90DXT0113③：18）这两枚简牍，分别记录了敦煌郡“高渠”与“官渠”所灌溉的地盘面积。这些记录不仅展现了汉代敦煌地区水利技能的浅薄应用，也反应了水利灌溉在匹夫日常农业坐蓐中的紧迫地位。

“民自穿渠，第二左渠、第二右内渠水门广六尺，袤十二里，上广五。”（Ⅱ90DXT0213③：4）“续穿第一渠。东端袤二里百步，上广丈三尺二寸至三寸，丈二尺八寸，深二尺七寸至八尺。”（V92DXT1312③：17）这些以“第二左渠”“第二右内渠”“第一渠”定名的沟渠，昭彰是通过一定规范进行陈设的。学者高荣先生字据居延汉简中“第五渠”（EPT52：363）的记录，忖度以为以“第一”“第二”“第五”定名的渠谈为骨干渠，而以“左”“右”“内”“外”定名的渠谈为主渠谈之支渠。

此外，河西地区水渠的日常调遣和处理亦然官府和戍卒的一项紧迫考课骨子。“积百廿东谈主治渠，来去百廿里，率东谈主治一里。”（73EJT21：142）卤莽是说政府召集了一百二十东谈主来处理长一百二十里的渠谈，平均每东谈主处理水渠一里。“治渠”即是对水渠的调遣处理责任，时常为算帐河谈淤塞，保证渠谈的正常灌溉和使用。

从甘肃出土汉简的记录可知，一般河渠处理在春秋两季，具有昭彰的季节性特征。“永平七年正月甲申朔十八日辛丑/〼春秋治渠各一通出块粪三百桼〼/麦十石文采出块粪少一□以上/亩以上折胡麦十石文采田六亩”（敦煌汉简2418）此简为斯坦因第三次中亚历练时在敦煌所获，精辟是说东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正月十八，政府组织有春秋两季各治渠一次的步履，并条件在治渠中算帐出块粪三百七十余枚，而名叫“文采”的戍卒算帐出的块粪并未达到轨则条件，因此需要以胡麦动作折算抵偿。无独到偶，敦煌悬泉置出土的《四时月令诏条》墙壁题记中通常有春秋两季处理河渠的轨则。

季春月令：“·修利预防。·谓[修筑]隄防，利其水谈也，从正月尽夏。·谈达沟渎。·谓□浚雍塞，开通水谈也，从正月尽夏。”孟秋月令：“·[完隄]防，谨雍[塞]…… ·谓完坚隄□…… [备秋水□……]”从《四时月令诏条》的骨子来看，汉代官方条件季春时节（农历三月）“修利预防、谈达沟渎”。而制定这一举措的原因很可能是基于春季朔方雨水缓缓增多，为了不使河谈艰涩，需要在雨季莅临之前畅通河谈，以保证水流的开通无阻；到了孟秋时节（农历七月）又因秋雨连绵，需要修缮完备预防，驻防洪涝灾害的发生，从而再次巩固预防。这么的河渠处理政策，既体现了古代先民对当然规矩的真切意志，也彰显了政府“不违农时，敬天保民”的处梦想想。

敦煌莫高窟第23窟《雨中耕种与起塔奉侍》

水利设备与经略西域

汉代在河西地区的水利设备，除用于农业开发外，还与经略西域精细关联。非常是敦煌“郡当西域空谈”，动作华夏王朝与西域列国之间研究贸易的必经之地。自汉武帝列置河西四郡以来，敦煌便一直动作通往“西北国”的紧迫派别。到了汉宣帝期间，由于乌孙内乱而激发的汉匈危境，以致中央朝廷打发队列，屯驻敦煌。史载：“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东谈主至敦煌，遣使臣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好奇是说朝廷打发使臣作历练标记，在卑鞮侯井以西的地区，引河水疏导渠谈，以便通过水路运载食粮等物质，为接下来的军事行动作念好充分的准备。

从悬泉汉简的记录中，通常不错得到关联印证。“甘雨二年四月庚申朔丁丑，乐官令充谏言之：诏书以骑马助传马，送破羌将军、穿渠校尉、使臣冯夫东谈主。军吏远者至敦煌郡，军吏晨夜行，吏御逐马，前后不相及，马罢亟，或谈弃，逐索未得，谨遣骑士张世等以物定逐各如牒。唯府告部、县官、旁郡，有得此马者，以与世等。谏言之。”（V92DXT1311④：82）这份汉宣帝甘雨二年（公元前52年）四月十八日酒泉郡乐涫县令发出的一份晓示，详备记录了破羌将军、穿渠校尉、冯夫东谈主一瞥东谈主在经由酒泉郡时的状态。乐涫县派出东谈主马送迎，但由于随行东谈主员昼夜兼程，导致部分马匹因困顿不胜而累死或迷失标的。于是乐涫县令发出晓示，但愿全部各地都能赐与衔尾，寻找丢失的马匹。简文中提到的破羌将军即辛武贤，冯夫东谈主也即是出使西域的冯嫽，穿渠校尉即摆布穿凿水渠，矜重水利的仕宦。集中《汉书·西域传》的记录，甘雨元年（公元前53年）乌孙内乱后为驻防乌就屠反叛，汉廷选定了“通渠转谷”的政事政策，诳骗漕渠在敦煌以西的居卢訾仓为前哨战事权略鼓胀粮草。

汉代河西地区的水利设备不仅骄傲了戍边士卒日常坐蓐生涯需要、促进了农业和东谈主口的抓续发展、维系了河西社会的闹热与踏实，还完成了汉武帝“断匈奴右臂”的既定政策，保险着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沿线的放心入手。尽管这些河流渠谈历经数千年滔滔黄沙早已掩埋放置，但在甘肃出土简牍为数未几的文字下，向咱们诉说着那段光芒的历史岁月和大汉王朝的往昔荣耀。

【简牍小常识】

在整理和斟酌简牍释讳疾忌医程中，时常需要将简牍中所蕴含的信息准确好意思满地反应出来，整理者会收受一些特定的标记进行示意：如以“□”示意一字残败不清，“……”示意蒙眬不清字数不解者，“〼”示意简牍残败且字数不可详情者，“A”示意简牍正面骨子，“B”示意简牍后面骨子。此外，在简牍释文之后的编号分别代表区位、年代、地点、探方、层位等信息。如“73EJT21”示意1973年张掖肩水金关名胜21号探方出土的汉简，“Ⅱ90DXT0213③：4”示意1990年敦煌悬泉置名胜的第Ⅱ发掘区域内，0213号探方中第3层位出土的第4枚简。

（作家：朱建军 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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